四、民主文化 现代法治与民主存在着内在关联，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世界上 没有无民主的法治，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民主法治化和法治民主化属于同一历史进程。

其核心是: 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和合; 善于通过人文精神对社会成员心理和观念世界的整合与引领，来维系和范导整个社会; 注重礼法互补，主张德治与法治并存，强调明德慎刑; 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张以法为教，强调法律的任务不仅是 禁暴惩奸，而且要弘风阐化，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注重治国者、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为官者、执法者要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发挥以吏为师的榜样作用; 注重法律的综合意义，主张对法律条文和典籍从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上予以解释和注释，法律的实施不能就事论事; 注重变法促进，强调通过变法革新来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当然，中国封建社会是诸法合一、以刑为主，故那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说的 法总体上是刑法，且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

培育规则文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第三，它体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公共治理与政府治理相辅相成。走程序虽然需要时间，有时候也很麻烦，有时候还会遇到来自上级、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可以较好地避免发生严重的决策错误，避免乱指挥、瞎折腾，避免发生错案、冤案。七、自由文化 自由，无论是作为哲学概念，还是作为政治 ( 政治学) 和法律 ( 法学) 概念，都源自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机会公平堪称是最重要的正义原则，因为机会公平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后续的平等就是画饼充饥。

所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要高度重视人权文化的培育，使之根深叶茂。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72]但是这种观点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判。

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致性学说，这种学说如果被滥用将导致用基本义务来否定基本权利的后果，[98]从德国学者的讨论可见，所谓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致性并非是指每一个基本权利都对应基本义务或者公民负有行使基本权利的义务，[99]而只是对公民相对于国家既享有基本权利又承担基本义务的身份的说明，就像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所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纳税义务不仅仅与财产权保障有关，还涉及职业自由。但这种完全形式化的理解并不符合公民概念产生以来的历史。因此，国家主权的自由就取决于它的宪法是否规定了基本义务。

而基本义务是直接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界限，比如和平义务。[46]其中，第1条第1款第1句构成了与公民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第1条第1款第2句构成了与国家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

而纳粹时期提出的成员地位（Gliedstellung）则认为权利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由此义务变得内在。[79] 施密特也对耶利内克的地位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个主要是针对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和受教育义务。因为基本义务不仅仅是防御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给付性。

[②]然而，这些论证或有缺陷，[③]或有误解，[④]本文拟在梳理德国基本法上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关历史和学说的过程中，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意义进行辩护。因为立宪君主和魏玛共和都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但是后者所讲的不可废除的忠诚义务与前者所讲的全力以赴的义务需要区分。问题是，基本义务提供了何种解释标准？仍然以忠诚义务为例，首先必须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因为它的具体化必须符合公职传统。对于（1），笔者认为，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

公立学校的教育任务超越了法律，还包括了道德，即宪法中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共识。比如对于古斯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古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但是无论如何立宪国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

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⑧]格茨（Volkmar G?tz）认为，基本义务是宪法要求的义务人对于公共利益所负的义务。

因为现实是，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基本义务，有些没有规定，而且也无法比较到底是规定的国家多还是不规定的国家多。[16]第四，人的义务针对其他人，而基本义务是针对国家。同时，父母必须为了孩子的幸福行使该项权利。可见，公民基本义务在我国宪法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范畴。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它具有双重性：父母无法选择是否行使教养孩子的权利，但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行使该项权利。

当然，这能否得出宪法上的义务就比法律上的义务更基本？卢赫特汉特持否定态度。[58]也就是，并非每一个基本权利都对应一个基本义务，[59]因为如果说公民有义务行使自由，那么自由就会丧失其核心，而自由的本质是选择做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

虽然基本义务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基本义务的受益人是其他公民的时候，也会产生民事制裁。[28]1849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首次引入了受教育义务，但当时该义务是指给孩子上课的义务而非上学的义务。

至于州宪法中基本义务的规定就更多了，在基本法之前制定的许多州宪法，比如巴伐利亚州、不莱梅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尔兰州，都模仿魏玛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它为每个人赋予了对民族总体的内在义务。

它敦促基本权利行使的节制、减少个人的放任。施密特认为，服从法律的义务必须要以法律的制定为前提，否则该法律的内涵就是空洞的。再次，基本义务并非基本权利的反面。[51]但是，兰德尔茨霍夫并没有解释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到底体现在哪里。

再次，人的义务适用于任何人。[88]古希腊的公民资格并不仅具有归属性，还具有参与性。

（2）不完全的法义务，是指目前没有规定法制裁的义务。其次，国家负有保护人格尊严的义务。

这其中的关系可以从纳税义务上看出来。这种义务与自由权的内在限制是同义的。

即使在德国，人们对基本义务的理论依据也提出了种种批评。他认为，耶利内克的理论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82]（2）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基本义务将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连接在一起。④纪律罚主要是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公职人员，包括警告、财产损失以及一些特定的纪律手段。

⑤特别行政法上的制裁，比如州的学校法规定，对不履行基本法第7条第4款的义务的私立学校撤回其办学许可。再比如纳税义务对顾客构成负担，因为税提高了商品价格。

当然，到底从哪些词中可以推导出基本义务？Schmidt认为，这要看公民违反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或者会否招致宪法制裁（丧失基本权利）。[73]同时，基本义务不是针对特定基本权利的，而是涉及多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什么是公民？通说认为公民就是享有一国国籍的人。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re Programm der Pflicht）。